收复台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蒋纬国做到了，并且做得兵不血刃，堪称神来之笔，不过，他接下来要面对一件比收复台湾领土更艰难、更复杂、更不容轻视的事情，就是收复台湾的民心。后世众所周知，台湾境内“亲日派分子多如牛毛”，并且因此而孳生出一股股阴魂不散、沐猴而冠、令人深恶痛绝的台独势力。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对症下药并且及早动手，就可以还台湾一个干干净净的朗朗乾坤。就好像一潭污水，长时间不进行有效的治理，自然会孳生出大量的蛆虫蚊蝇，蒋纬国要做的，就是在这潭污水还没有发酵之前边将其干干脆脆地一扫而空。在跟林献堂、卢欣荣等台湾人经过深入交谈并且结合自己“超越历史”的先知先觉，蒋纬国完全掌握了台湾现阶段的民心状态，主要是四个心态：
第一，心向中华，厌恶日本；
第二，心向日本，厌恶中华；
第三，心向中华，但同时不排斥日本甚至亲近日本；
第四，既厌恶日本也厌恶中华。
毋庸置疑，台湾人的民心状态是非常奇特、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各种心态各有渊源。总体而言，台湾老一辈大多数是心向中华的，继而在心向中华的同时又分为两股更细的心态，一种是心向中华、厌恶日本，一种是心向中华，同时不排除日本甚至亲近日本，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第一种显得更“顽固”，第二种显得更“理智”。比如林献堂，他属于第二种人，怀念中华同时不排斥日本，因为他这种人一方面无法忘记自己在骨子里、血脉里还是中国人，但他这种人对中国已经绝望，认为中国无法收复台湾，而日本又显得“更先进”，所以不忘记中华的同时无可奈何地接受命运，向日本学习，用政治手段为台湾人争取到更多权益，努力让台湾人“以日本人的身份过得更好一点”，不过，林献堂这种人绝对不是汉奸，因为他们不可能为了日本而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底线，哪怕他们已经痛苦万分地认为自己再也不能重新当中国人了，他们一方面“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方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残酷的事实逼着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台湾年轻人比较多的是心向日本，他们同时对待中国“原乡故国”的态度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怀念，一种是厌恶。比如卢欣荣，他以前既厌恶日本也厌恶中国，用他以前的话说，“日本是台湾的后妈，中国是台湾的亲妈，亲妈抛弃台湾，后妈抚养台湾，一方面恨亲妈为什么那么没本事，要抛弃自己，一方面心里知道后妈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也恨”，他这种人对中华的恨，其实是一种“因爱而恨”，并非真的仇恨，但此时，卢欣荣已经重新成为一个“台湾省中国人”，热爱中华、仇恨日本；当然了，也有一些台湾人是真正的“亲日厌华”，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是日本殖民当局常年进行洗脑教育的“成功产物”，完全地把自己当成“高贵的日本人”，不承认、痛恨、恨不得彻底地抛弃掉自己原先的“低贱的中国人”的身份。中日战场上，日军的台湾旅团是由台湾青壮年组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青壮年不是被强征的，少数人是为了生活，大部分其实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在中日战场上跟中国军队作战时“表现出色”，顽强程度和凶狠程度跟日本本土军队没有区别，他们在跟同胞对战时如此绝情共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日本军人”，效忠对象是日本天皇，在他们看来，自己身为大日本皇军一员，为天皇、为帝国浴血奋战乃至献出生命是天经地义的，二是他们知道自己并不算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要拼命地杀中国人，从而证明自己对日本的忠诚，被日本真正地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后世有资料声称台湾旅团参加了南京大屠杀，这是错误的，台湾旅团没有参加南京大屠杀，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也几乎没有朝鲜籍日军参加。国耻要牢记，但不能记错。）。
明白了结果还不够，还要搞清楚原因，有因才有果。之所以部分台湾人心向日本甚至厌恶中华，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对台湾人进行了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洗脑教育，即“皇民化运动”，向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灌输了大量的有毒有害思想；
第二，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确实下了一番力气治理台湾（类似于伪满洲国），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上得到了一定的进步，让台湾人得到了一定的实惠，所以导致部分台湾人“感激”日本人（实际上，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多次搞大屠杀和武力镇压，杀人极多，但日本人在针对台湾人的洗脑教育中故意不提或淡化他们的罪行，同时进行狡辩、美化、粉饰，污蔑那些勇于反抗的台湾人是“让台湾陷入动荡的叛乱分子、破坏分子”等等）；
第三，历史上国民政府治台严重失政，让台湾被光复后却一片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秩序稳定程度还不如日占时期”，使台湾民众大失所望，继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怀念日本”的情感。
从钓鱼岛回到福州后，蒋纬国立刻带着林献堂、卢欣荣等台湾代表飞赴武汉，会见了蒋介石以及陈诚等一批高层要员。针对“如何收复台湾民心”这个问题，众人召开多次会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最终确定了数十条有的放矢、正确而合理、长远而有效的对策。这个过程中，蒋纬国是最大的出谋划策者，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和深谋远虑的头脑”，也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台湾的“今生来世”，更加没有谁比他更渴望一劳永逸地铲除掉缠绕着后世台湾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问题”。在蒋纬国的力促下，台湾民心问题会通过以下几条核心对策解决：
第一，强化教育。日本人在台湾实行的“皇民化运动”洗脑教育肯定要被全面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健康的、客观的中国化教育，台湾境内的日语也要被全面废除，汉语重新成为台湾的唯一的通用语言、官方语言、合法语言，日本文化跟日语一起被废除，中华文化跟汉语一起被重新推广在台湾全境；台湾人原本被日本人强迫改用日本姓氏、取日本式名字，强迫皈依日本宗教（神道教），强迫崇拜日本神灵（天照大神），强迫效忠日本君王（天皇），强迫台湾人升日本国旗、说日语、唱日本歌曲、修建日本神社，把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时令节气等各方面都向日本看齐，这些在台湾被光复后都要被全面地废除，让台湾人重新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公开场合说汉语、写汉字，恢复中华姓氏、汉族姓名，等等；
第二，强化宣传。日本人在台湾除了对台湾人进行洗脑式教育外，还进行了各种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甚至是凭空捏造的洗脑式宣传，台湾被光复后，这种宣传会得到全面的矫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允许一丝一毫的篡改。宣传是大事，在这件大事上，何应钦等部分高层提议“日本人在台湾进行宣传时大肆抹黑中华，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丑化日本人，否定日本人在台湾做的一切，从而尽快地让部分立场亲日的台湾人早点觉醒？”蒋纬国对此强烈反对，他说道：“有句话说得好，可以欺骗部分人一世，也可以欺骗全部人一时，但不可能欺骗全部人一世。谎言早晚会被戳破，真相早晚大白，如果撒下第一个谎言，那么接下来就会为了圆谎而不得不撒下更多、更大、更厚颜无耻的谎言，到时候就形成一个大爆发式的破裂，政府的公信力就彻底毁了。日本人欺骗台湾人，我们绝不能跟日本人一样，我们要对台湾同胞实话实说，那才是真正的宣传。敢于实话实说、对错坦白的政府，是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政府，才会真正地赢得民众的拥戴，赢得民心。”根据蒋纬国的要求，在对台湾民众进行宣传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恪守这几个原则：
首先，黑就是黑，日本人在台湾境内犯下的各种罪行、干出的各种恶事，都必须一五一十地报道出来，屠杀、武力镇压、奴役统治、政治打压、思想控制、文化侵略、洗脑教育、经济掠夺、苛捐杂税、监视民众、强征壮丁、以华制华、组件台湾旅团参加侵华…一件不少，但是，绝不凭空捏造，日本人干过一百件坏事就是一百件，绝不能为了“揭露日本人的罪恶面目而捏造出第一百零一件，或故意夸大其词，把日本人杀了一万人说成杀了两万人”等等；
其次，白就是白，日本人在台湾境内做的起到积极意义的“好事”，也要公正地说出来，但是，必须让台湾人明白，日本人发展台湾是给日本人自己发展的，日本人建设台湾是为了把台湾变成日本的粮仓、糖业基地、轻工业基地、军事基地，日本人不是真正的好心办好事；对于日本人给台湾做出的“贡献”，不否认、不美化、不淡化，只是将其作为事实给说出来，同时揭露其内在的真正目的和真正原因。
对于蒋纬国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蒋介石、陈诚等人都表示赞同，林献堂也深以为然、连连称赞蒋纬国的“大气魄、大胸襟、大智慧”。
除了教育和宣传，第三个重要措施是“竖立榜样”，即纪念台湾的抗日先烈，弘扬台湾正气和民族精神，引导广大台湾民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获得真正的信念，让他们知道，台湾人是有着铮铮铁骨的，中国人也绝不是日本人污蔑的那样低贱，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比如，台湾被清政府割让出去后，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台湾志士翘楚丘逢甲、台湾名流士绅林维源等人愤然反抗，组建“台湾民主国”，领导台湾民众殊死抗争日军侵台，以民族英雄莫那·鲁道（台湾高山族义士）为首的台湾民众于1930年展开的雾社事件抗日运动，还有北埔事件、苗栗事件等等（以上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统称为“乙未战争”），众多台湾义士前赴后继地反抗日本人对台湾的奴役统治，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他们不应该被忘记、被忽略、被丑化，日本人千方百计地试图磨灭掉他们，但台湾被光复后，这些伟大的台湾义士、民族英雄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历史待遇，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功绩，都会被世人传颂，在历史书上熠熠生辉、永垂不朽，他们会被竖立雕像，灵位被请入英烈祠，永远地享受世人的尊敬和后人的纪念，永远地活在世人和后人的心中，并且他们的精神也会永远地激励着世人后人，警醒着世人后人，让活着的台湾人、台湾人的子孙后代知道，有这么一群台湾人曾经为了台湾而义无反顾地抛头颅、洒热血，让那些因为受到日本人的洗脑式教育、洗脑式宣传的荼毒而迷失自我的台湾人得到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